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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，全球秩序正经历安全格局、贸易秩序、货币金融与技术竞争的多维度系统性重构。未来经贸格局将走向何方？
在7月9日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主办的第六届“智荟中欧·北京论坛”上，11名政商学界专家与企业代表聚焦“全球秩序重构与企业的全球化选择”展开探讨。商务部前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崇泉在主旨演讲中，从美伊战争对全球格局的冲击、大变局下全球贸易格局的重塑、多边贸易体制的困局三个维度，分享了他的观察与研判。
美国正在拆解自身建立的战后秩序。崇泉提出，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推动了全球化与长期和平，但这一体系正被其建造者美国逐步拆解。今年以来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战争，不仅颠覆了美国主导的战后秩序，也动摇了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原则与国际法治根基。美国成为了当今全球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主要策源地。
在美伊战争中，亚洲和海湾国家是主要的受损方。“亚洲经济发展近年来一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火头车、助推器，战争阻碍了亚洲火车头的前进步伐，将对世界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。”崇泉表示，战争打断了海湾国家打造全球金融、物流、技术和AI枢纽的规划，然而中国凭借能源结构韧性安然度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危机。
数据显示，中国石油占比仅18%（美国、日本均约38%），战略石油储备约14亿桶（美国4.13亿桶、日本2.63亿桶）。崇泉说，今年5月中国每日减少进口原油近400万桶，通过动用储备和燃煤发电应对冲击，实际上从紧张的市场抽身压低油价，间接帮助了全球石油进口国。这让外界认为，曾被视作全球经济失衡推手的中国，如今是全球经济的稳定因素。
崇泉提出，美伊战争最清晰的遗产是信任崩塌，对美国战略决断、全球贸易路线安全性及支撑国际秩序底层逻辑的信任全面崩塌，同时战争也重塑了全球能源秩序，“从海湾到美洲，能源生产国运用各种手段维持和加强市场主导地位，能源消费国则在努力减少对进口能源的依赖，并增强自身能源供应”。此外，美国也在退出可再生能源全球竞争，并将产业和技术优势拱手让给其最大的竞争对手。
在全球贸易格局的重塑中，中美关系至关重要。崇泉认为，中美构建“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”的新定位，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提供战略指引。“尽管深度经济融合的时代或许正在终结，但完全脱钩既不现实，也不可取，更可行的路径在于选择性的相互依存，同时在互利空间依然巨大的领域保持合作”。今年5月，17家美国高科技企业CEO随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同访华，显示出中美在高科技领域既竞争又合作的微妙关系——双方的竞争核心在科技，而非贸易。
“特朗普访华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中美紧张关系的终结，而是双方试图管控竞争关系，防止地缘政治和技术贸易对抗演变为更深层次冲突的重要尝试。”崇泉说。
中欧关系同样不容忽视。随着贸易紧张局势加剧，出口限制增多以及关税措施频频推出，欧洲与中国在投资等领域的合作正在呈现出独特的战略意义。关于产能过剩的质疑，崇泉提出，产能过剩是伪命题。1950年美国占全球制造业60%，而法、德、意仍实现了“辉煌30年”的工业现代化。中国制造业占比按最新统计仅为28%，远低于当年美国水平。全球经济失衡所反映的问题实际上是欧洲整体竞争力下降的困境，不因归结于中国，而是需要欧盟自身降低能源成本。
近年来，中国通过扩大与全球南方合作，与全球南方的贸易已达总体贸易的51%，实现了市场多元化。2025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达1.1万亿美元，中非贸易额达3500亿美元，是2000年的约35倍。2026年5月1日，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施行全面零关税。崇泉认为，这并非地缘善意或策略让步，而是战略性重新定位，旨在重新定义新兴大国与全球南方贸易关系，助推非洲发展本土制造业、提升附加值、融入全球供应链。
关于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困局，他表示，地缘冲突侵蚀了多边合作基础，全球南方与发达国家的结构性对峙日益明显，“诸边主义”兴起反映多边主义困境与出路。当多边共识无法达成，主要经济体通过临时安排或诸边联盟另寻出路。这既是危机，也可能倒逼改革。正因为“旧的秩序正在瓦解，新的规制尚未形成”，维护以规则为机制的多边贸易体制，推动全球贸易治理体系改革，促进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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